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真正命名涵義

中文「及」通常的用法是把兩件有相關的事聯係起來,因此我們有「人力資源及勞工事務局」,因為兩者都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目的,生產可供資本家任意剝削的「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被利用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勞工;就算兩者不是有對等關係,如作者和讀者,民主和專制;兩者都可以歸類作因某一共同目的而在一起的東西,如成人及小童一同被資本家利用等,在此例中成人及小童在資本家眼都是同一類的東西,分別不大。

用上面邏緝去分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命名涵義,可以聯想到:

１.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內地事務的一環,還是內地事務是香港的政治制度務,我相信沒有正常思想的香港會以為是前者,或者在２００３年前人大政協為香港民主政治發展釋法前兩者真是差不多平行的,但現在當然完全屬於內地事務,香港人無容置喙了;

２. 香港的政治制度和內地事務在中共眼中都是同一類的東西,因此必須由一位根正苗紅的「自己人」曾德成來處理,而如此重要的國家事務當然不可能由香港人來歸類, 不過香港人也不是完全沒有自由可以「港人自講式」歸類為無關重要的東西,因為永遠道德政治經濟正確光榮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一早已「預見」了香港未來五十年政制不變是對中國及香港最好的選擇,否則不知是成了龍還是成了籠的人仕就會覺得社會太黃太暴力太民主太自由太開放,道德不見底式淪亡了。

語理分析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個以普通法管理的城市,而法律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市民做違法的事,而不是規定市民在什麼時侯該做什麼事。因此,要在香港生存,一定要熟悉法例的字 面解釋和定義,所以一般人傾向用「咬文嚼字」的方式來分析法律問題,習慣性地把這個分析方式來其他非法律問題,如社會時事等。因此李天命教授的語理分析在 香港在衆多哲學中是最受歡的一門。

曾蔭權向小布殊偷師?

最近香港的保安局表示香港的奧運馬術競賽有較高的「過程被擾亂、受恐佈襲擊」的風險,但是後來傳媒就奧運馬術競選一事追訪警方時,卻以為香港被恐佈襲擊的風險只是一般,未有因奧運馬術競賽而提升。由 最簡單的常理出發,可以得出保安局是想以「恐佈襲擊和過程被擾亂」兩件不同的事的風險來混淆過程被擾亂的風險,實際上只是過程被擾亂的風險上升。因為「恐 佈襲擊和過程被擾亂」兩件事的風險上升,因此要用更強硬的手段來對付製做「恐佈襲擊和過程被擾亂」的人,這和小布殊為了發動伊拉克戰爭,故意把伊拉克發展 大規生物化學武器的可能性和已發展大規生物化學武器的數量混淆起來的手法如出一徹,目的就是要在中產為主的香港人中製造恐慌情緒,方便到時以對付恐佈襲擊 的手段來對付和平示威「干擾神聖不可侵犯的奧運馬術競賽」的人。
既然如此,曾蔭權不如學小布殊學到底,小布殊以對付恐佈襲擊絕不手軟來羸得連任,不如曾蔭權像小布殊一樣,在下屆特首選舉時,表示因收到疑似「受恐佈襲擊 和香港社會的正常運作過程被擾亂」的情報,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暫停所有議會的運作,接管一切傳媒以防止有政治投機份子借機發放假消息擾亂社會安定,全 面監視互聯網以防止有恐佈份子透過互聯網發動超限戰以干擾民主政治過程,最後梁振英以七百票當選?

為中共國打氣,為英雄喝采?

最近亞洲電視經常播出一道「為中(共)國打氣,為英雄喝采?」的短片,是為中共新的奧運宣傳調子。真虧他們想得出,北京奧運和四川汶川地震是兩碼子不同的 事,居然可以如此聯係起來。而最可憐的是反智的香港社會無論什麼中共的口號,都照單全收,一點點的批評精神也沒有。四川汶川地震是天災人禍,救人實屬任何 負責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孔子所云人之本性,沒有什麼英雄不英雄的,是不是中共國的道德水平已到了見死不救的程度?
不過,救人當然是美德,問題是捨己救人的人民英雄,本着的是儒家思想中的人文關懷,或是人類主義中的「全人類皆為我兄弟」之精神,沒有人在背後強迫,亦不 是為了什麼偉大的「國家抱負」,和為中共每屆奧運為了出風頭,不理運動員的死活,欽定要產生一定數量的「國家英雄」而達到政治宣傳目標,根本是完全不同性 質的兩回事。救人的美德在於發揚人性不在獎賞,取得獎牌的目標是為了獎牌,就是為了其他人/國家對自己本身/國家的看法;而由常識得知,就算在民主的國 家,國家不一定代表能國民,為什麼在中共國,宣傳人員可以把國家的目標理所當然的當成是每一個國人的目標,而為了獎賞的行為和不為獎賞的行為可以混為一 談?是不是在中共國心目中,國家就是人民,而人民做什麼事目標都是為宣傳。是不是反映了在中共的潛意識中, 中共國的一切行為都是為宣傳,中共國是由外觀決定內在本質的地方?
由常理分析,奧運精神不是為中共口中的和諧社會,不是爭強好勇,而是在公平競爭下,把人類活動的美態自然地流露出來。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的救人英雄相同的 地方,在於他們都自然地流露出人類本性的「真、善、美」,參與運動比賽的目標在於運動行為本身,救人的目標在於救人的行為本身。如果依「為中(共)國打 氣,為英雄喝采?」的精神,中共國運動員參與運動比賽的目標是做英雄,其意義就完全不同於為運動而運動,和為救人而救人的人並列,亦是侮辱了他們的人格。 中共如此的玩弄語意,偷換慨念,可見中共國為了宣傳而對中國語文的姿意扭曲,已再無可複加,但國民的無條件接受,足見其民智之低落,最可悲的自然是香港 人,或所謂的知識份子。

我是在做事,不是在搞事!

似乎現在香港人喜歡用「搞事」而不是「做事」來表達有人要做一件事的意思。
以前做事和搞事的用法有明顯的分野,做事是指嚴簫正正式式的做社會道德所接受的事,而搞事一詞一般是帶有貶意的,例如我出來社會做事泛指受薪工作的人.搞 事是指在社會上破壞公衆道德(如「搞野」即做愛),製做不穩定的人。當然,「受人錢財,替人消禍」是走了做事定義的灰色地帶。現在兩者的分野不清,正正代 表在香港人的集體潛意識中行為再沒有任何公共道德標準,因為自97年中共國接管香港以後,新來的統治者因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以來一直道德認受性低落,而在泛 道德主義的文化中,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政府才可以判斷另一個人的道德操守,故此中共亦一直逃避做任何道德判斷者,只是強調經濟,所以香港人覺得做任何事其 實和搞事的分別不大。亦即代表在香港心目中,97後的香港是一個是非不分的地方,一切只視乎事情的結果和當時的政治需要,例如北京要打壓泛民主派,所他們 做任何事都是搞事;相反,和北京關係較好的民建聯,就算是公然搞事亦是在做事,例如同樣是佔領輕鐵軌抗議輕鐵加價,前者是搞事而後者是做事,輕鐵公司亦只 追究搞事者的責任。同一件事,公然有兩套不同的標準,因此香港97年以後,美其名日多元價值,實則是沒有價值可言,因為統治者只講政治不講道德,香港人亦 因此欣然接受中共的道德標準,做搞不分。
更深一層的意思是,為什麼97年前是先假定人在做事,後來有證據才說別人在搞事,而97年後是先假定人在搞事,後來有證據才說別人在做事呢?因為97年前 的英國法制是無罪推定,除了法律規定以外的事都是合法;而在97年後香港回歸泛道德主義,中國文化是有罪推定,除了應做的事以外的事都是不道德的事。因此 任人都是做錯,除了當該件事的後果被證明是好的以外。

中共國政府網站劃蛇添足

中共國,除了有世界首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及「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之外,亦有一偉大發明:中共式英語,例如我剛剛到中共國國務院瀏覽,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英譯竟然是「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理論上,中共國政府只得一個,因此中央一詞是多餘的,中文只要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也,而英文亦只要「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冠People’s在前面,好像有點做作成份,但中共國的國情不同,因此勉強可以接受,最多令人對人民的一詞麻木。但是用The Central People’s冠在前面意思就相當怪了,People是人民,中國雖然是五族共和,但人民只有一種;同理,美國有五十個州,但美國人民亦只有一種;為什 麼竟然會有一個新品種中國人叫「The Central People」呢?依英文通用文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是不是由一種叫「The Central People」即中央人來管治呢?因為英文明明叫「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一時手文之誤,還是在中共的潛意識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其實是由一種上上之人名叫「中央人」所把持呢?